武汉城里,每个人都在等待春天

2020-02-11 11:08:28
0.2.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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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这是一场战争,在新年的伊始,爆发在每一个普通的、平凡的中国人身边。 这是我们的战争,我们热切地讨论、谨慎地分析,为灾难中陨落的生命而痛惜,为医者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,为我们能为之所做的点滴小事而不懈努力。 人生海海,我们且行且惜。 网易人间「我们的战争」特辑,讲述每一天,我们与疫情赤膊相见。

1

1月24日除夕,在武汉本地一家培训学校任职的小林在忐忑的等待中,迎来了学校的通知:“机构将全面上线网络授课系统,未上完的寒假课和之后的春季课将改为在线完成。请各位老师尽快完成准备工作。”

这个结果并没有太出乎她的意料。

4天前,教育局紧急通知所有的教育机构停课,小林给学生们上到一半的课,就这么停了。停课前几天,已经陆续有家长向老师们询问“会不会停课”,她只能略带为难地回复,“这个要看校区统一安排。”然后鼓励家长们“再坚持几天”,“年前的课,就剩最后一两个课时了”。

学生小海的妈妈安妮,当时找到了管教务的周老师,想给儿子请假。小林还和周老师一起劝过她“不要停课”,因为上课的体系是连贯的,孩子如果中断了,之后再来就容易跟不上。

安妮点点头表示赞同,但仍忧心忡忡地说,“现在那个新型肺炎看起来挺严重的”,说完,还是坚持给儿子请了假。

周老师每天在群里发图,告诉家长们,学校每天都在消毒通风,会在孩子们进教室前查体温,体温异常的孩子不允许进入教室。在这样的安抚下,大部分家长安定了下来,鲜有给孩子请假的了——可惜不到10天后,现实就发展得让老师们都后怕。

小林略带不安地问过安妮,有没有怪过老师们没有及时停课,安妮就笑了笑:“不怪你们,谁都没想到会变成这样的。”

这家培训学校在武汉本地小有名气,一直以面授课程为主。

小林带的是4年级,正是学业渐紧的阶段,大多数家长都暗暗憋着劲,想着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在假期“冲刺”一下,实现笑谈中的“弯道超车”。

小林没有网络授课的经验,有些手足无措,但到了这个时候,也只能赶鸭子上架,紧急学习软件的操作——学校紧急购买了一款远程教育软件的使用权限,组织了学校的IT部门准备应对届时可能出现的网络问题——这让小林和同事们颇为担心,包括“上网课”的效果,还有家长的反馈等等。

对于培训教师而言,除了身为老师的职业操守,学生和家长们的认可也密切关系着工作业绩和教学评级,这是所有老师们最看重的。

不过,小林此刻还顾不上想那么远,眼下亟需解决的,是自己的上课设备——学校只能让老师们利用手头自有设备去完成直播——现在她在外地的父母家,自己随身带回来的笔记本电脑却连接不上家里的网络,最终只好紧急联系运营商,把手机的流量套餐调到最大,准备届时用手机热点解决联网问题。

同事张老师则面临更麻烦的问题——她的电脑前几天刚刚坏掉,这个封城时没有离开武汉的外地姑娘,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憋了3天,折腾了好久,在几位电脑高手远程指导后,仍然无法进入系统。她终于咬咬牙,做好自认为能做到的一切防备措施后出门了,准备步行40分钟去一个大学同学的家里借一台旧电脑。

她说,“从没想到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走那么远,竟然会是为了一台电脑”。

经过1个星期的内部测试,调试无误,1月31日,学校给家长们发出了开始线上授课的通知。

从信息发出去的那一刻起,教务周老师的手机就成了一部烫手的热线。家长们的信息如潮水一般涌来:有担心突然转变授课方式孩子不习惯的,有不放心网课教学效果的,有的家长追问,“教材都没有发,怎么上课?”还有的家长则直言不讳,“线下课改成线上课,学费怎么算?”

周老师回答得嗓子冒烟,正在心浮气躁、焦头烂额时,儿子又大声哭了起来。

这一天,她从起床起就一直没顾得上照看儿子,此刻儿子怎么都不肯做作业,还和老公吵了起来,周老师像灭火队员一样放下手机赶去劝架安抚。

不同于其他家长的众多疑问,安妮的诉求很简单,她只是告诉周老师:考虑到线上上课的效果和孩子视力问题,小海就暂不参加网络授课了,至于这些缺席的课,以后是退费、顺延或是补课,等到疫情结束后再讨论吧。

周老师松了一口气,虽然她也不知道学校对于这样请假的学生会怎么善后,但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,起码现在,这样的沟通是她认为轻松的。

她很快回复道:“好的,等疫情过后,我们会给家长们一个方案。”安妮客气地道谢,最后嘱咐周老师注意安全、好好保重。

电话和微信上的消息在晚上10点后终于略微渐渐停息,周老师点开和闺蜜曹老师的对话框——她们上一句的聊天记录,还暂停在周老师早上9点半接到一个家长的来电后。

曹老师是周老师的前同事,讲课受到许多家长追捧后,便离开学校自立门户,开了一家小小的私人“培优”机构。现在,没法展开线上教学的曹老师也是一筹莫展,她不仅担忧这段停课时间的收入问题,更害怕的是,在她无法授课的时候,不肯停下脚步的家长们,也许就转投到其他能进行线上教学的机构了。

“我有点后悔离开了。”曹老师说。

2

为儿子请完假后,安妮稍微感到轻松一点,但也只是一点点而已。在她看来,补课班的课程是小事,儿子的学校马上要开始的课程网络教学,才是更让她烦心的。

1月28日,她所在的班级家长群里,儿子的班主任发出通知:“教育局正式出通知了,2月10日开始,中小学开始实行网上授课,请大家提前做好预习,迎接不一样的新学期。”

“这样看来,是要打持久战了。”安妮扫了一眼通知,内心毫无波澜。群里的家长们异于寻常的安静,安妮暗自思忖着,这么简单的一句话,具体安排都说得不清晰,大概大家想问也都不知从何问起吧。

想着想着,安妮和琪琪妈妈私聊起来。琪琪是个乖巧的女孩,儿子的好朋友。不同于小海的没心没肺、成绩忽上忽下,琪琪的学习成绩一直稳居班上前三,这让安妮一直很羡慕琪琪妈妈。

琪琪一家在武汉封城前就回到了老家,现在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。老家屋子里的Wifi信号不稳定,琪琪妈妈很担心,如果到时信号不好、课上得断断续续,纵使女儿再乖,学习效果也会打折扣。

安妮苦笑——等学校真开始上网课的时候,恐怕让家长们抓狂的不仅仅是自家的Wifi信号,更可能会是学校仓促之间搭建的网课直播平台,承受得起这么多小学生家里的电脑同时在线的流量吗?

安妮笑话琪琪妈妈:“学霸妈妈还是不懂我的心。”

安妮最担心的,还是网络教学的效果问题。小海不是没有接触过网课,但对于儿子这个平时上课尚且坐不住的小男孩,上网课时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抢金币、给老师送花这些环节上。

几次下来,安妮果断给儿子停掉了网课类型的补习班,只留下一门外教口语课,权当是正餐后的甜点。

这也是为什么她没有丝毫纠结就给儿子的补习班请了假,可是,如果学校的课程也全靠网络,那总不能儿子上课时,她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一直守着吧?

安妮和琪琪妈妈越聊越忧心,还有很多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解决:如果学校一直用网课教学,而家长需要回武汉返工,怎么放心留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单独在家?远程教学,老师如何能根据孩子们对课程内容的掌握情况来及时调整教学进度?新学期的课本、配套练习册都没发,现在家长也没法出门买,让孩子们仅靠电子课件,学习会不会受影响?还有,语文课的课后作业怎么提交?批改也是个问题……

两人合计来合计去,聊不出什么答案。群里也开始有家长问类似的问题,以往有问必答的班主任,一直没有回复。琪琪妈妈笑着说:“大概老师现在知道的也不会比我们多。”

安妮忧心的还有儿子的眼睛。暑假的时候,小海就查出75度的近视了,安妮多方了解后,给小海配了角膜塑形镜。两片小小的、像隐形眼镜一样的塑料片,就花了1万多。

医生叮嘱,孩子近视度数每增加50度以上,就得更换新的镜片。安妮心疼得龇牙咧嘴,但为了孩子的视力,也只得大手一挥。

安妮掐指算了一下,如果全天候电脑远程教学,儿子每天至少6小时对着电脑屏幕,一周至少5天,不出一个月,小海的近视肯定会加深,不出意外的话,班上也可能又要多出一群戴眼镜的娃娃。

想了想,安妮翻出闲置已久的投影仪,“聊胜于无吧。”她只能安慰自己。

3

当安妮忧心忡忡地向丈夫张维絮叨着关于儿子的烦恼时,张维却显得颇为心不在焉。直到安妮发了火,张维才回过神来。

但妻子的烦恼在张维看来,简直太小儿科。他现在忧心的问题更直接——家里没钱了。听完丈夫这句话,安妮也傻眼了。

虽一向不太爱操心家里的各种花销,但她掰掰指头,也还是算得清楚的:

最初买保险时没经验,不知道应该分散开时间,几份保险全都是在2月到3月间签的合同,每年的这个时候,他们都要同时缴4份人寿险和1份车险的费用,总计好几万元;

每月的15日是房贷的还款日,要有近8000元的支出;

儿子补习班的春季班也马上该缴费了,虽然现在请了假,但估计学校照旧会收学费——孩子已经到小学四年级了,无论如何,疫情之后,课程都是得继续的——缴费,只是为了保住“小班”的名额,也要5位数;

还有春节要孝敬双方父母的过年红包……

安妮皱着眉头敲计算器的时候,张维不忘凑过来提醒她:10号是信用卡的还款日,上一期的账单是近2万元。安妮的脸迅速哭丧起来。

“年关难过”,往年的这个时候,都是他们夫妻手头最紧的时候,但好在的是每年两人在年底都会各有一笔年终奖到账,虽然奖金常常会被公司拖到2月底才能打进账户,但拼拼凑凑,总还能够。

张维提醒她,按今年这样的形势,年终奖什么时候能发、乃至能不能发,可能要打上一个大问号了。安妮的思维迅速地抛开儿子的近视隐患,和张维一起发起愁来。

年终奖可以迟到,但保费、房贷和信用卡,一个都不会少。本来夫妻俩都只是工薪族,家里还有一个被戏称为“四脚吞金兽”的学龄孩子,每月各种支出,手头几乎没有什么闲钱。

安妮叹了一口气:不行的话,得动用家里的应急储备金了。

安妮转念想到的,按现在的政策规定,湖北区域企业春节返工的时候不能早于2月13日,但不论是丈夫还是自己,谁都不知道能在什么时候返工。就像网上流传的段子一样,也许一觉醒来,自己的假期又延长了。

张维身处业务部门,基本工资有限,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业绩奖金,如果不上班只发基本工资,收入将大打折扣。可若在疫情尚未平息时强行出门上班,又有极大的风险;对于安妮的工作,家里其他人基本达成一致意见的是:如果到了2月14日,公司要求她返工而无法通融,那就做好辞职的准备——安妮的身体不太好,工作内容又需要天天跟人不断打交道,如果强行返工,全家都不放心。

安妮很是不甘心,她已经在现在的公司工作了快6年,工作驾轻就熟,领导认可、同事和睦,还算是一份满意的工作。如果贸然辞职,很是可惜,想想形势,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。

说到激动处,安妮心底又涌起一阵烦躁。

可就像张维说的:“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?”转过头来,张维又强打起精神安慰她,说这只是极端情况下的最后一步,“也许公司会同意你在家办公的”。

安妮点点头,又摇摇头,反身转向张维:“那你呢?如果疫情还没过去就返工,我也不放心你出门啊。”

张维也不置可否地摇摇头:“那我们俩都不出门,谁上班挣钱?唉,到时候再说吧。”

除了需要还的房贷是固定的,未来的一切现在都不可知。

4

安妮在翻看朋友圈时,看到了房客梦梦的一条朋友圈,是一条网上热转的“问问房东能不能免租金”的帖子。

梦梦租安妮家的旧房子已经2年多了,彼此相处不算热络,但还算和平而默契。

最初,安妮因为不满旧房客常年拖欠房租,终止了租约,然后梦梦就在中介的推荐下找到安妮。安妮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梦梦的样子:齐刘海,长头发,背着双肩包,很乖巧。她和同事一起,一共3个女孩子,眨巴着眼睛,嘴巴甜甜的,一口一句笑,喊“姐姐真好看”。安妮笑了,“你们是想还价吧?”她们也笑了,说,“刚毕业不久,工资不高,房租能不能便宜点?”

梦梦那年24岁出头,参加工作2年多,现在就职的这家小贸易公司,也是她毕业时找的第一份工作。公司离安妮家旧房子所在的小区很近,她的许多同事都在那里租住。

安妮本不想将房子租给合租的房客的,但看看3个女孩子温和又礼貌,也就心软了。三房两厅的房子,房租3000元,梦梦和她同事们共同承担。2年多的时间里,梦梦从不欠租,平时也很少麻烦安妮和张维,除非出现空调坏了这种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,才会带着歉意给安妮打来电话。

安妮有时会看到梦梦她们发的朋友圈,3个小女生,下班之余偶尔还会做做饭,摆盘发图嚷着求赞,安妮从照片里看房间,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她打心底里喜欢这几位小房客,也就一直没涨房租,希望这样安安稳稳地打交道下去。

看到梦梦的朋友圈,虽然也许是玩笑,但安妮还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她和梦梦联系了一下,梦梦正在沮丧中——她在封城前没有离开,此时一个人在屋子里,除了又惊又怕,还要忧心接下去的房租。

与梦梦合租的两个女孩已经决定年后先不来武汉了,至于疫情过后还会不会回来,现在也说不准。如果她们不回来,梦梦短时间内也无法找到合租者,那么,每个月3000元的房租对她而言是个很大的负担。

梦梦也不知道年后什么时候能复工,到时候收入会不会打折扣,如果情况真的不好,“可能我们就要去租那种1000多块钱一间的老房子了”。

梦梦说得很黯然:本来她现在做的这份工作,做得就不太开心,原本打算在春节之后先裸辞再换份喜欢的工作的。可现在看,年后找工作的局面估计会很难看,她倒开始庆幸春节前没有一时冲动辞职了,“这家公司不炒掉我就是万幸了”。

梦梦的公司只有十来人,业绩也一般,老板常说,“能养活你们,已经算很不错了”。梦梦工资5000出头,扣掉保险,到手才4000多,除掉房租水电和日常开销,每月也没什么闲钱,偶尔奖励自己吃顿火锅看场电影,是她最大的快乐。当然,这样快乐的时刻寥寥可数,大部分时间,加班后回家,疲惫不堪的她只想窝在床上追剧。她纠结过很多次要不要辞职,加班多,工资少,又不能学到很多东西,这份工作“不要也罢”。

可现在不一样了,消息灵通的同事说,老板已经好多天愁得睡不着觉了,如果按现在的样子,公司真撑不了多久。那个同事前几天和老板加班处理事情的时候,隐约听到老板在跟律师朋友咨询:“如果停工期间不发工资算不算违反劳动法?”“如果疫情情况下裁员需不需要付补偿金?”

小道消息迅速地弥散开来,一时人人自危。那天晚上,梦梦失眠了,这份曾被她视为“鸡肋”的工作,一瞬间变得珍贵起来,她甚至想,要不要给老板发个信息,主动说停工期间不要工资,“至少能保住工作先吧”。

安妮想了想,还是没有把嘴边的话说出口:“你们老板撑不撑得下去,不仅仅是你们要不要工资就可以改变的。”物伤其类,她不愿去打击这个忧心忡忡的小姑娘,只能问:“那你没有工资怎么生活呢?”

梦梦迟疑了一下,说:“手头还有一点积蓄,过不下去了就找妈妈。疫情总会过去的吧,撑上两个月应该没问题。”

从头到尾,梦梦都没提请安妮减房租的事,这倒让安妮觉得颇为不忍。安妮年轻时也在其他城市有过类似的生活经历,知道这种手头窘迫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助感;但她也始终没开口主动给梦梦提减租,因为此时他们夫妻俩,也已经是过江的泥菩萨了。

安妮有些心烦意乱,她的生活原本被她安排得好像一部严丝合缝的机器,她喜欢那种稳稳妥妥的安全感。

可她很少去想,当这部机器的某个齿轮突然崩掉时,会是如何分崩离析。

再看看备忘录,下一次梦梦需要交租的时间是3月中旬。“等吧,等到那时候再说吧,要么就给她减一点吧,小姑娘一个人在外,也挺不容易的。”安妮暗自想着。

5

听梦梦聊到她老板困境的时候,安妮想到了自己的朋友彭天,恐怕彭天现在也是一样的焦急吧。于是,又给彭天打了一个电话。

彭天年纪不大,却非常能干。创办并经营着两家民办幼儿园,规模虽不及那些大型的私立连锁幼儿园,但在他的悉心经营下,口碑颇好,深受周围居民的好评。

往年这个时候,都是彭天最忙的时候。1月14日,幼儿园如期放假,彭天还没来得及松口气,就忙得晕天黑地:检查好园内的水电设备,统计好玩具教具、图书资料、电教设备、厨房器具和医疗器械等用品,盘点破损和遗失情况。

将第一家已经成熟的幼儿园交给另一个股东主要负责后,彭天将自己大量的精力放在这家两年前刚刚开业的新园里。幼儿园在汉阳的新区,占地面积1600平,10个班,在彭天的经营下,已经度过前期的爬坡期,终于实现了收支平衡,

和他一起忙碌的,还有合伙的两位股东,他们兵分三路,除了盘点目前在运营的两家幼儿园外,还要分出大量精力,筹备开工下一个新园。

彭天踌躇满志,他喜欢这种充实而有盼头的忙碌,他的计划满满当当——春节过后,除了完成物资的补给、园区消毒等准备工作外,就要迎来最重点的招生工作以及教学部署了。等这两个幼儿园顺利开学,新园的建设就可以开工了。

而这些计划,都在1月20日那天戛然而止。如今彭天最庆幸的就是,幼儿园里的孩子们都安然无事。

1月时,彭天还在为席卷本市的流感而担心——去年12月以来,各小学和幼儿园频发流感,常常是一个孩子生病了,就迅速传染给同学,很多班级都被迫停课。彭天当时把幼儿园的卫生安全问题当成头等大事,每天必须消毒通风,早上孩子入园前的体温测量也更为严格。

现在回想起,他仍然感到一阵后怕。他努力回忆了放假前因不舒服而请过假的孩子,一个个电话打过去询问孩子是否安好。到后来,他不放心,干脆通知老师,给全园的孩子挨个打电话回访,千叮咛万嘱咐,如有什么不舒服,一定要第一时间和他们联系。

安妮的电话打来时,彭天正闲坐在家中。他已经快把那些平时没时间追的连续剧看遍了,但脑海里,一串串数字反复飞来转去:

如果没有这次疫情,第二家幼儿园能迎来大概200名孩子,按每个孩子每学期1万的学费,大概能保证200万的现金入账,这笔现金流,将要支撑幼儿园接下来半年的各项开支和运营成本,剩余部分,才是他们几个股东的盈利。如今现金流猝然断裂,水电杂费等也许随着幼儿园的关停能暂缓支出,可新园的租金和人员工资,粗粗一算,每月就要大概20万——旧园的规模还略大一些,一个月的纯支出约在50万。

而更麻烦的是,许多曾预缴下学期学费的家长,此时纷纷要求退费,为了幼儿园的信誉,彭天不能拒绝,只能从本就紧张的现金中抽出款项退费。原本打算3月开工建设的新园,租金已交,也不知道要搁浅到什么时候……所有的一切中唯一没停下的,是银行贷款的利息。

彭天和两个股东愁眉不展,他们都不是“家里有矿”的人,无非是趁着年轻拼着一口气做点事业。一两个月或许可以扛一下,3个月还能想办法筹集一下资金,4个月后呢?资金链摇摇欲坠,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迎来断裂的那一刻。

前两天,彭天与股东最激烈的争论,就来自于停工期间是否要给员工发工资:

彭天曾想过,是否可以和教师们商量一下,停工期间不发工资或者只保证一些基本的生活费,等到疫情过去了,他们都缓过劲来后,再给予一些奖金作为补偿,“共克时艰嘛”。

但另一个股东反对。目前幼儿园在职的教师都是年轻的女孩子,私立幼儿园又不像公立幼儿园那般有事业单位编制的吸引力,不发工资后,这些女孩子们很大可能就熬不住辞职了。这样的话,即使疫情结束,他们也很难第一时间恢复开园。

3个人意见僵持不下,不仅说服不了对方,甚至都无法说服自己。

安妮安慰彭天:“等着吧,疫情总有过去的一天,那时候,一切都会好起来。”

“我争取撑到那个时候吧。”

彭天没有告诉安妮的是,等到重新开园的那一刻,他可能还将面对许多已知的和未知的额外开支:

疫情过后,作为密集人群聚集地的幼儿园,所将迎来的卫生整改将比其他行业要严格更多,届时必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对园区的环境进行优化和改造;

面对生源的流失,也需要更多的优惠方案才能吸引新的生源;

新园开工之时,一定会有人工和物料成本的上涨,造价成本至少会上浮20%起……

他努力驱开自己脑海里这些念头:“现在想这些也没用,尽力先筹钱,维持运作吧。”

挂了手机,彭天扭头看看窗外,努力挤出一丝笑容。他想,冬天从我们这里夺走的东西,春天应该会交还给我们的吧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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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图:VC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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